生产队，记工分，分口粮！穿越到上世纪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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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工分，老一辈的应该对这个记忆尤深。
工分，这是六七十年代特定社会背景下产生的特定词汇。
据说，人民公社大集体时期生产队社员参加生产劳动被称为 “上工”，工分就是那时生产队会计记录社员每天上工应得报酬分数的简称。年底，生产队会计根据社员工分数总和计算出全年分红。感觉跟现在的绩效工资差不多？
人民公社劳动手折
1971年劳动手折记录的是每天做了什么，记多少工分。好像小时候读书时做好事加1分的量化评分，可是这1节是个啥意思？
看牛、除草都有工分
种洋芋有工分，看水也有工分？
种木薯有工分
1971年7月 晒谷、施肥工分
7月工分
7月份一整月劳动87节 2.4工分
7月工分
▼生产队
记工分是人民公社化以来大跃进以后农村地区生产队成熟的分配体制。 生产队为中国大陆大跃进以后的人民公社时期生产大队、小型农场、林场直接管辖的农业生产作业单位，同时也是当时大陆农村地区最基层的“行政编组”，其直接管辖的对象为农户；生产队作为一种组织，具体存在的时间为1958年至1984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随着人民公社解体，绝大多数地区按照生产队辖域直接过渡到村民小组。
▼工分制
农村习惯把工作一天叫一工。成人壮劳力一工最高分底为十分，称为“足工”。有的九分八分。女人减半。未成年人大多记两分三分，好的记半功。老年人也逐渐减少分底，六十以上的老人只有三四分了。
分底是评出来的。农民评分底相对公平。挑担、插秧、割稻，悄悄地大家心里有了本帐。同时插秧，几个小后生谁快，谁慢，谁的质量好，一目了然。谁十分底，谁八分底，清楚明白。亮分底时，队长一提议，基本通过。
▼分口粮
过去生产队里，粮食是按照人口分的，叫口粮。成人与小孩分开计算，有的把男人与女人也分开算。以人头分粮，目的是保证人人都有饭吃。卖了爱国粮以后，除去小队生产资料添置，化肥添置等，开始分卖粮得到的钱。但家庭劳力不均等。劳力多的可进钱，称为劳红（劳动分红）进资，劳力少的得不到钱，有的得出钱交口粮钱，称为劳红出资。子女多的，尤其是女儿多的最吃亏。（顺便提一下，这是农村重男轻女的一个源头。重男轻女的本质不是什么封建思想。）
分口粮是多劳多得与照顾弱势两者兼顾的。这与私营企业纯粹利益行为不一样。
这些岁月我们不曾度过，所以有些事情我们根本无法理解父辈们的内心。如今他们如此勤劳节俭，只因为那个时代有太多辛苦。
挣“工分”
人们都知道“分、分、分，是学生的命根”，很多人不知道“分、分、分，是社员的命根”，只有接近五十岁及其以上年龄的并且在农村生活过的人，才能知道后一句话的来龙去脉。
从1955年实行农业合作化起，至1980年实行农业大包干止，在25年的集体生产劳动期间，农民是人民公社的“社员”，社员参加生产队劳动的报酬是“工分”。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生产队按“工分”给社员分红。所以，挣工分是社员的唯一选项。生产队的工分上不封顶、下不保底，海可枯，石可烂，生产队的工分挣不完。
先说一说生产队是怎样给社员记工分的。生产队把社员分为满劳动力和半劳动力：青壮年男社员一天三出工，早上2分，上午4分，下午4分，全天记10分，这是满劳动力的底分标准；青壮年妇女一天三出工，分别为1.5、3、3分，全天记7.5分，这是半劳动力的底分标准；老、幼、病、残的男女社员则区别对待酌情定其底分标准，再按其底分标准记分。生产队给社员评定的底分标准一年一调，实行动态管理。生产队记工员到田间地头按每人的底分标准和出勤情况现场记工分。社员参加本生产队劳动按各人的底分标准记工分;社员被抽调参加大队、公社和县里的水利工程、植树造林等劳动，也由生产队按各人底分标准记工分；社员受队长委派参加县、公社、大队会议或者出差，仍然由生产队按各人的底分标准记工分；社员参加大队、公社文艺宣传队或者征兵体检，还是由生产队按各人的底分标准记工分。各人的底分标准相当于各人的基本工资标准，同样是去开会，满劳动力记10分，半劳动力记7.5分。各个生产队的底分标准也不尽相同。除了以上各方面挣工分，社员割草、拾粪、积攒人粪尿、沤制农家肥交给生产队，按数量（重量或立方）、质量换算成工分记上。就连灭田鼠也按上交的老鼠尾巴数记工分。
再说一说生产队是怎样按工分给社员分红的。分红的时间，一般是午季预分、秋后决分。生产队收获的粮食，在完成上交公粮、留足种子和牲畜饲料后，才能拿出来作为社员的口粮进行分配。这些口粮要分别按当时的标准计价，如小麦每斤0.11元、玉米每斤0.09元、白芋干每斤0.08元等等，计算出总口粮的总金额。总金额除以全队社员的总工分，得出工分的分值。分值乗以各个农户的工分，得出每户的金额。生产队分配给社员的口粮，一般是六·四开。总口粮的60%按人头分，假如全年每人平均300斤口粮，60%是180斤，乗以各个农户的人口，即为该户的人头粮；总口粮的40%按工分分配，这部分口粮除以总工分得出每个工分应得的粮食，再分别乗以各个农户的工分，得出每户的工分粮。每户的人头粮加上工分粮，即为该户全年的口粮。每户的口粮分小麦、玉米、白芋干等分别计价，计算出每户口粮应付的金额。每户工分应得的金额减去口粮应付的金额，是负数的农户要出钱给生产队，是正数的农户等着领钱。一般来说，人口多劳动力少的农户要拔钱（就是冒工分），壮劳动力多小孩少的农户要得钱。
以上说的是生产队社员挣工分和按工分分红的事，还有一些人挣大队的工分怎么分红？大队党支部书记、大队长、大队会计，一年按300天计算（规定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时间一年不得少于60天，由自己劳动挣工分），每天10分，全年3000个工分；大队副职和民兵营长、治保主任是正职的一半；青年书记、妇女主任等人员的报酬还低一些。大队小学的民办教师和卫生室的赤脚医生与大队正职同等记工分。并且挣大队工分的人，男女同工同酬,都是每天10分。大队工分的分值和工分粮，以全大队各个生产队的加权平均值计算，从各生产队统筹到大队，然后再分配到每个挣大队工分的人。各人的人头粮在各自的生产队，但是要按价付款。
那么，生产队集体劳动是怎样组织的呢？生产队长主持全面工作，副队长和妇女队长协助队长工作，还有会计、现金保管员、仓库保管员和记工员，组成生产队领导班子。比较大的事情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平时都是队长一人发号施令。队长每天三次召集社员下湖干活，到哪块地？干什么活？带什么工具？都交待一清二楚。谁上大队、公社开会？谁去赶集为队里办事？等等，直接安排到人。有些技术活，人员固定或相对固定。“牛，是农民的宝贝。”饲养和使用牲畜的人员是固定的、专职的。棉花专业队的人员是相对固定的，根据棉田管理需要， 增减或调换人员。社员随时听从队长的调遣，只要是队长安排干的活、做的事，都给记工分。
工分的威力大无边。曾记否？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淮北地区水患灾害频仍，十年倒有九年淹，一年不淹旱起烟。有的年份是春旱夏涝，有的年份是夏涝秋旱，甚至旱涝交替发生。从1956年起开始组织打井、挖塘、扒河、修路，直到1966至1968年开挖新汴河，基本根治水患，变水害为水利。进而实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实现农田林网化。从而大力促进农林牧副渔各业全面发展。灵璧县曾经是全国商品粮基地县、全国平原绿化先进县、生猪生产基地县、山羊板皮基地县和黄牛改良先进县，多项桂冠不胜枚举。这些都是人民公社社员为了挣工分，而参加战天斗地大会战，全县百万人民辛勤劳动创建的丰功伟绩！
“工分”的故事
工分簿丢失了，再也找不着了。那本工分簿，是我返城时简陋行囊中的内容之一，当时只是郑重地想要保存它，匆忙中未及多想有什么意义。忽悠一晃，日子就过去二十多年，已是两鬓斑白时，好象悟到了点什么、想说点什么的时候，去找，却失落了。那是一本牛皮纸封面印制粗糙的小本，上面逐日记载着我十七岁一年劳作血汗的数字，尽管年终分红还倒贴了几块钱才背回了口粮，但那却是全村的较好水平。
工分，对于在乌蒙大山的皱折里挤压了一辈子的农民来说，是一年的吃食；对于插队的知青来说，它不仅关乎肚子的问题，还是接受再教育的表现，关系着今后的出路问题。工分簿上数字的多少，实在是很要紧的。（防失联及商务合作请加小编微信5392393和QQ同号
今天的小青年是无论如何想象不到也是难以置信的：分值五厘钱的工分，竟然可以让人为之玩命去挣。世界真是进步了，小青年们对自己的未来，可以有多种选择，可以毫不忸怩地算计付出与获得、时间与金钱、投入与产出。也许正是这种进步，忽然的让我想起了工分簿——我的十七岁的劳动日记，想起我面对它所记录的艰辛和劳苦发出的第一声成人的叹息，想起了那些与农民一道土里刨食养活了自己每一个日子的蓝墨水数字，想起那方水土那方人哺育了我虽粗糙却鲜活的十七岁青春。事实上挑担背粪耕锄犁耙蹒跚于绿野大山的感觉从未消失过，那不断充盈我人生的，是力量、奋争、耐受、真实、富有魅力的：劳动启示。
“那一刻，我看到了他们眼中流露出的不安，在人们的注视下我一步一滑的上了山。”
背篓几乎是高寒山区唯一的运载工具。一年四季人们的肩背都在背篓的重压下，山里汉子的自尊自豪没有例外的是由他负重的多少来决定的，工分的档次当然由此划定。刚下乡时，给我定4分，是因为第一次收豆拼尽全力收了25斤，背不动而是拎回来的，尚不及农民小孩收的一半，我的工分因此定为“半截劳力”。面对这非得用力量和汗水换取的数字，一切的浪漫和幻想都被无情地碾成了齑粉，十七年来的一切竟都变得毫无意义。没有同情和怜悯，你只能沉默地以实力去改写自己，第一次，我开始认识生活、生存含义的真实与残酷。于是，咬牙忍痛磨砺自己稚嫩的肩头，任全身肌肉在重压强力的撕扯下颤抖——不仅为少年人的自尊也为工分。当肩背上磨出似牛背上那种拳头般大小的“肩包”时，我以负重50斤获得了“妇女劳力”的8分；当我在相当距离内负重超过我体重一半的时候，我不仅能熟练地使用“拐耙”歇气，熟练地挎住背篓侧身卸载，还能坐着从平地将80斤重的粪肥背着站起来，我可以毫不心虚的向队长要求10分：“全劳力”工分了。
初冬的第一场雪尚未化完，开始背粪，这是整个冬季唯一的活路，在春耕前要给每块地备好粪肥。清早，我挎着背篓啃着洋芋，向磅秤旁的队长会计提出了我的要求，他们一楞，随即嘻嘻哈哈的指着那又陡又长叫“背着落”的山脊，让我背完顶上的那块地所需的粪，他们的话招来了其他社员的责备，我一声没吭摔了半个洋芋装好粪站到了磅秤上，那一刻，我看到了他们眼中流露出的不安，在人们的注视下我一步一滑的上了山。
……不知第几趟了，也不知是累了还是饿了，这趟感觉不对，腿遏制不住的发抖。我气喘如牛喷着白气，热汗一颗颗砸到地上，心跳在耳鼓敲出快而响的雷鸣，大脑一片空白，只是机械地挪动双腿。半山腰上连个歇脚的地方都没有，我只能拼命往上挣。当踏进一个脚窝抬起另一只脚的时候，突然感到脚下在滑，我拼命弯曲脚趾想抠住但没成功。我后悔，后悔穿了这双断帮裂底的解放鞋，光脚肯定能抠住；后悔意气用事没把洋芋啃完；后悔……背篓突然倾斜，巨痛自腰部袭来，眼一黑，我连粪带人从山腰向山脚烟地翻滚而下。烟地里，躺在背篓上，疼痛和眩晕令我直想呕吐，队长奔来将我背起，会计却扯不起我的背篓——五根干硬尖利的烟桩将背篓穿透钉在了地上，要是面着地呢？背篓救了我的命。
我获得了对我劳动的评价——全劳力日工10分。
“仓房的阴凉令昏懵的脑袋冷静，我才发现这政治工分不好拿。字好写，主席像好画？邻公社那个会美术的知青就为没画好主席像成了反革命……”
工分也不尽是一颗汗珠摔八瓣挣来的，有的来得也轻省，譬如开会、排戏、写标语、画宣传画等，都是为政治形势需要而布置的“政治任务”。既是完成任务，自然不能没有工分，又因为是“政治”的，也就不由分说当然的要记给全劳力工分，即“政治工分”是也。这工分不用上山下田滚一身泥巴抹一脸牛屎挣一身臭汗便可轻松获得，自然令所有知青垂涎，但凡有机会，必欲争之。于是，左嗓子说能唱美声，敲几下碰铃也言乐器，横平竖直拎不清也声称搞书法，任歪瓜裂枣都敢当演员。殊不知政治工分也是要担风险的。知青中有演戏念错词当了“反革命”的；有毛手毛脚弄坏道具获“破坏分子”称号的；有用乐器奏“黄歌”遭批判的；有写大标语从架子上摔下留下残疾的。我因为有些不是正经庄稼人应有的特长，很有些挣“政治工分”的经历，其凶险至今记忆犹新。
逢“秋老虎”，无风，热浪蒸腾得景物摇曳，狗都不到日头下。晌午，我又放倒一块地的包谷。汗是早没了，包谷叶划破的皮肤已无汗碱腌咬的痛感，我晕忽忽扔掉镰刀，把自己仰面摔倒在包谷杆上，张着开裂起皮的嘴，想从瓦蓝的天上发现哪怕小小的一片云，闭眼，身体钝痛，有垂死挣扎生苟延残喘的感觉。恍惚中，听人大骂：聋子！喊你半天没听见？是队长。想象他的气急败坏有点想笑。他蹲下为我遮住阳光，说公社来开会，要在仓房黑板上画一幅主席像，把大标语换成“农业学大寨”。仓房？对于我简直就是避暑山庄！给10分，不干就找别人。我睁开眼说：去！
仓房的阴凉令昏懵的脑袋冷静，我才发现这政治工分不好拿。字好写，主席像好画？邻公社那个会美术的知青就为没画好主席像成了反革命，更何况我根本就不会画画。回山上继续干活？看门外阳光炽烈，打我一顿也不愿迈出一步，我决定不要工分今天就混了。大字写好，心却忐忑起来，不画不就得罪了队长？公社印象？政治表现？鉴定评语？招工上调？还是终老桑梓？
林林总总左右为难，搅得我惶惶然如热锅蚁，几攥粉笔终不敢落。无望，无奈，仰天长叹，目光掠过对面老墙，两眼为之一亮：墙上贴着一幅主席像！那一刻的感觉真是“满天的乌云风吹散”啊。小心翼翼将主席像揭下，用糨糊贴于黑板，再使粉笔在四周画上道道金光，一番修饰，满室生辉，大功告成。该“杰作”获所有与会者称赞，队长褒奖，额外奖励5分，我却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从此再不敢揽此类瓷器活了。
多少年后每每想起，我都会为那时的机智拍案叫绝并为之庆幸，当时要是没有主席像呢？要是有也没注意呢？要是看见了也没想到用在我的“杰作”上呢？那种形势下，不用别人收拾，自己就能把自己废了。
啊！政治工分，真是“想说爱你也不是很容易的事”啊。
【完】亲·看完如喜欢记得转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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